守望靈魂
——一個詩人與深圳的對話
劉虹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在我的第四本詩集《結局與開始》的選編中，我總是有一種命運的追迫感。仿佛是倉惶出逃前，急於以詩的方式為前半生劃個絕然了斷的句號；又好像將從深淵浮起，以絕境逢生的激情，欲為餘生標點明亮的感嘆號而預留一些心理空間……
“生，或是死？這是一個問題。”這哈姆萊特式的追問，對於人類的精神創造，或許愈益成為一個永恆而尖銳的面對。我生命的留痕，在這本詩集中顯得既不連貫，也不從容——一、四、五輯，多為1987年底來深圳之前所作；二、三輯，為近年之作（其中不少篇什其實是電郵信件裏的贈答）——這之間竟中斷了13年！這段觸目驚心的空白，令此時慌亂撫過的指尖飽脹著痛切……
若硬要對前後兩階段的創作作一概括，大約前段可稱為廣闊些的“大地憂思”，後段則更多的是切近的“存在之痛”。抒情的熱與冷轉換，同具生命的真誠和質感，只是後階段更多一些欲飛折翅的無奈與惶然。
在此，我必須面對自己，檢點這段生命的空白。
1987年底，傷寒重症初愈、尚待休養的我，草草收拾了行李：右手一隻小皮箱（內藏一本《里爾克詩選》），左手一隻編織袋（裝有一個300Ｗ小電爐），茫茫然登上南下的飛機，開始了我生命的第二次流浪……
第一次流浪，是“文革”後期。剛讀中學的我隨軍隊總部的父母發配，從北京赴新疆。軍列載著大人們的愁容苦臉和孩子們的莫名興奮，四天四夜，再加三天長途汽車，天蒼蒼，野茫茫，越走越荒涼。但西出陽關、有所隱忍的大悲壯，和第一次看戈壁日出、撞擊心靈的大感動，無疑為我５年後在邊陲戈壁開始的詩的塗鴉、直至十多年後參加《詩刊》社主辦的全國青春詩會，這一段與詩結緣的歷程，鋪就了人格的最初底色；而被大西北廣袤襟懷和浪漫激情的深刻熔鑄，則註定了我詩的今生今世。
“我在世上太孤單了但孤單得還不夠／為了將每小時奉為神聖／我在世上太渺小了但渺小得還不夠／為了在你面前是一個實體／憂鬱而又聰穎……”滿腦子裝著里爾克的詩（當時權作自畫像），隻身闖深圳的第二次流浪，所慷慨贈予我的生命體驗，可謂五味俱全，至今難說已梳理清楚。儘管四年前整理出版我的第二本詩集《生命的情節》時，曾在洋洋灑灑近五千言的“後記”中試圖徹底梳理一番。
當年揮別長江沿岸一座省城的父母，揮別詩壇剛剛鵲起的“聲名”和廣播電臺文學編輯的工作，朦朦朧朧帶著一個詩人夢，以及一個女人痛徹心肺的破碎愛情，走進人地兩生的特區，甚至不知面對的是開始，還是終結。
幸虧物質、精神各握有一手——300Ｗ小電爐上過了兩個春節、煮過三年速食麵；而里爾克的詩，則成了我最初描寫深圳的作品（主要是報告文學）的題記和引言的來源。在不到一年時間便換了三個單位打工的艱難日子裏，是行囊裏這本薄薄的詩集，給我疲憊的心靈以撫慰；這束智慧之光，穿透半個多世紀俗欲紛披的世界，燭照苦難，引領精神，在彌漫的孤獨中給我以相互印證的愉悅……
1998年，當朋友們對我的詩集《生命的情節》獲深圳青年文學獎和香港首屆“龍文化”海內外華文詩歌金獎表示祝賀時，卻不知我其實惶愧得很，甚至在心底自嘲。在《自我拯救：走出文化人的惶惑》為標題的創作談中，我這樣寫道——
說來真慚愧，這本遲出的集子中所收入的詩作，幾乎都是我十年前的作品。僅有的幾篇深圳之作，也並非是正經創作，而是朋友間交往的即興式贈答，甚至乾脆就是日記。它的遲出，不是將已發生的生命情節提煉得更精華，相反，恰恰成了我生命擱淺的證明。翻開十年前的作品，感到一種被逼視的窘迫；更為這些年幾乎與詩絕緣，陷入深深的惶愧。
初來深圳時，連續幾年，找不到自我的方位和安放心靈的歸宿，像一片落葉在環境的湍漩裏被動地沉浮、打轉。從在內地閒適的工作環境沉緬於象牙塔中的精神漫遊者，一下落到深圳街頭為飯碗、住所疲於奔波的求職者，這只是最初的反差和失落；最要命的是頑固不化、九死不悔地抱著理想主義者的精神價值論，不苟且求利、甚至不屑於虛與委蛇，這就必然被釘在身心的永恆漂泊和價值座標的失重中，因而長久地惶恐不安著，又本能地堅守著……求真探索的中斷，難以進入新的創作狀態，無疑是生命激情的退潮和創造力的擱淺。這本集子的命運，不得不與我的生命狀態同步。
曾經對來深圳看我的老師調侃自況：“我是個徒有其名的深圳人，多年來世俗功利上無所求獲，只是股票中過負彩，賠慘了；但有一條可謂最大收穫，就是我的人格經受住了破壞性試驗……”舉座嘩笑。
這調侃並不輕鬆。然而，我只能按自己的價值觀，在世俗利益上有意識地自我放逐，以保存有限的心理能量來調節身心平衡，追求人格健康……
“創作談”寫到這兒，便看出了我的自相矛盾或曰梳理不清：一方面為自己生命創造力的擱淺而慚愧，一方面又為這擱淺尋找理由。也許用幾年前從一本時髦的書而來的一句時髦的話作了結最容易：生活在別處。
然而，此時此地的“生活”該由誰承擔呢？是的，你必須承擔你自己！“生活”在此處的走向構成你的命運，卻最終來自於你的性格。一個文化人（尤其是詩人）的個性中若有太多的自戀、軟弱和俗根，他必在長久的惶惑、失衡中備受煎熬而貽誤生命。
接下來，我進一步分析了深圳文化人的處境與心態——
闖深圳的文化人，除了心裏本來就沒“種”的仿製品，大多都會在最初的生存掙扎中，陷入失落迷茫、失重懷疑、失衡痛苦、本能抗爭又難以突圍的心路歷程……如果一個文化人求真欲的本性不夠強大，在上述狀態中終會導致人格分裂，處在永遠的失調和無所皈依中。長久地處在浮躁喧囂、功利外搏的環境，身陷圍困中又不能有意識地自我放逐，不能經常地靜觀心靈，反思自問，尋溯初衷，守望靈魂，無疑將使文化人的心性越來越浮華、粗糙，因而越來越沒有文化……
以上分析，自然不是空穴來風；耳聞目睹，大夥兒都掙扎得很苦。一位詩友為生存的挫折，而毅然踹掉鐵飯碗千里迢迢到特區下海經商，結果被騙賠光，從此一蹶不振。另一位詩友與他的二個文兄文弟在二線關外合租了一間破屋棲身，發誓要當中國第一代真正的自由撰稿人（我當時作為編輯，深為他們的激情所感染），但很快入不敷出，不歡而散。幾年前，更有一位搞出版的詩人，在詩友中倒賣書號而鋃鐺入獄……我並非要從一般道德判斷或價值判斷上來評價特區裏詩人各個不同的世俗生存方式，只是想說明在“詩”與“物”之間，詩人較之一般人所負載的更多的心靈掙扎的痛苦，以及尋找減輕痛苦、平衡內心的方法之必要。
於是，在“創作談”的最後一節，我試圖追根溯源——
文化人在這個遠未合情合理的境遇中，如何找到存在的座標，在物欲橫流、價值錯位中守望靈魂、完善人格、不迷失自我？其實，這不僅僅是當今文化人面臨的問題，它也程度不同地體現著各色人等、包括“成功人士”的永恆惶惑：
——你是誰？——你到底要什麼？——你如何要？
這是正常人性最深處的疑問，也是人類亙古以來面對自身的永恆追問——這便是人類開啟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之門的鑰匙。社會轉型期、商品經濟大潮中出現的道德淪喪、精神委瑣和人性異化的所謂“現代病”，就是在滾滾紅塵中弄丟了這把鑰匙。長時間不去沉靜心靈、沉澱思緒、對自我發問，並真誠地用一生去探求答案，而是在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多樣化的物欲誘惑中，把淺近的目標當作了歸宿，把手段當成了目的，從而迷失了人性的根本——在人格的自我完善、精神的高度提升中獲取最大的自由和幸福感，及至最高的生存自我肯定感。
求真欲，是人類的基本本性，也是脫離動物界的人性的基本文化。對宇宙、對自身無休止的發問，對大道、對真理百折不撓的尋找，對破譯客觀和主觀之謎的永恆渴求——這種精神化的、形而上的求索，是人類改造客觀世界、創造物質文明的動力，也使人自身在主觀世界裏不斷得到昇華，不斷被更高地文化著。
求真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價值觀。人生的歷程實際上就是不斷選擇的過程；而選擇時的取捨標準則主要取決於一個人的價值觀。只有具備強烈求真欲、身心潔淨的人，才不會為一時一地的世俗功利所羈絆，才能在物欲世界甚囂塵上時有自我放逐的勇氣……
如果這是我試圖開出的物欲橫流中堅守心靈的“藥方”，或許它並不通用，但確是我十多年的真誠感悟和經歷的樸素總結，意在提請人們、更是告誡自己：超越繽紛塵俗，時時回應人類健康本性的籲求，不斷自我完善，從而不斷擺脫心靈的惶惑與掙扎所導致的生命擱淺。
此刻，翻檢這篇幾年前寫的“創作談”，心底突然閃出一絲“後怕” ——它真的在時間與空間的維度上都已涵蓋周全了麼？它對人性的挖掘到根底了麼？是否會被誤解為“精神苦行僧”？的確，如何既能不懈地進行精神求索，同時又能承擔好自身的生存及與世俗社會的儘量相容，這也許不僅是一個“度”的把握，有時竟成尖銳的“兩難”，逼人痛切割捨。
尼采顯然深諳人的逐樂本能，在談到學問（泛指求知、求真）的目的是否能創造最多可能的快樂和最少可能的痛苦時，他特別強調快樂與生命的品質，主張必要時可用物質世界的痛苦作為換取高尚歡樂的代價：“也許我們尚不十分清楚學問有能力阻擋人們去享樂，應使他們更冷靜、更莊嚴和更能克制自己。但是，它可能轉變成最大的痛苦創造者——不過，或許我們會同時發現它的反作用力：它有使另一個新的歡樂的星球世界發光的無限能力。”
是的，當一個人選擇了詩，就不僅僅是選擇了一種表達方式，而是在同時選擇一種生活姿態，乃至牽引且滲透你一生的踐約生命的方式。
詩人，把握你自己，你也能享有尼采所推崇的歡樂。
我是兩個音響之間的沉寂，
那極不和諧的兩個：
因為死亡這個音響總想升高——
但在黝黑的間歇中兩個
終於顫慄地和解了。
而歌聲仍然是美麗的。
忽然在多年前的舊筆記本中翻出里爾克的這幾句詩。作為一個在物欲愈發甚囂塵上的世界守望靈魂的詩人，我應把以上所說的一切，都當作自勉。
(2001年歲末於深圳)